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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源于黄山市休宁县六股尖，新安江一路蜿蜒向东，奔流300多公里，经过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最终汇入钱塘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据携程数据，今年以来，澳大利亚位列中国入境游第5大客源国，入境旅游订单同比增长155%，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航班数量同比增幅超过220%。澳大利亚游客来中国的热门目的地包括上海、广州、北京、成都、深圳、杭州、重庆、厦门、南京和西安。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澳大利亚-中国的机票均价较去年同期降低近三成。

　　尽管中国并未采取集中清缴清欠税收等行动，但随着税收大数据广泛应用，网状、系统性税收风险分析取代了此前个人经验点对点分析，税收征管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在不断提高。以前企业偷漏税可能不容易被发现，但近些年通过税收大数据，税务部门会收到企业风险提示，并跟企业确认，不少企业需要依法补缴税款。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发挥好财政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在总量上，强化财政总量调控能够有效提振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为稳增长、扩内需提供坚实支撑。在结构上，确保财政资源精准投向有助于促进消费、改善民生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点领域。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统筹安排财政收入、政府债券等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赤字率，合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力度，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提升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聚焦基本民生保障，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兜牢“三保”底线，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加力支持“两新”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挥财政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大对设备更新和新产品规模化应用的支持力度，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消费潜力。此外，还要通过用足用好稳岗返还、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等政策，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从“边境开放”逐步走向“边境内开放”，在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过程中，争取在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中占据主导地位。规则的作用不仅是规范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各国基于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并对最终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从短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现有的竞争优势能否充分发挥；从长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能否持续，以及能否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是一个国家从国际经贸交往中获取利益的必要保障。因此，各国所参与的国际竞争，不仅是微观主体的市场竞争，还有政府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国竞争的本质在于规则和制度的竞争，这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