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
村民们告诉记者,在过去,鼓楼还是讲“款”的重要场所。“款”在侗语中指法律条文,历经演变成为侗族民间的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乡风文明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如今,寨子里的五座鼓楼依旧是共商发展、解决纠纷、举办庆典等要事活动的场地。对村里大家关心和急需解决的事,肇兴村都会组织村民开展协商,运用“村规民约”,让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定,处理结果让大家心服口服。
一是聚焦产业新要素,打造综合成本优势。成本是企业发展重要的考量因素。近年来,上海瞄准企业关心的投资成本、直接成本、融资成本、转型成本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揽子创新举措。比如:去年出台了工业降本增效“17条”,实打实为工业企业降低用能、土地、贷款等成本超520亿元(比如,降低工业用电、气、热、网等成本超50亿元)。目前,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排名全国城市第1,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连续15年排名全国第1。今年还将加大力度,在去年基础上再降百亿元。同时,瞄准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放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综合成本优势,强化智算、语料、绿电、场景、平台等创新要素供给,更好助力企业增利。
中华文明还注重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取营养。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不断与世界文明交流,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中华文明的伟大成果传播到世界各地,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同时,佛教东传、西学东渐,工业革命的成果传入近代中国,使得中华文明不断丰富其内涵。一百多年前,为了唤醒中国“睡狮”,为了挽救“神州陆沉”,一群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文化的觉醒中,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葆有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中华文明的独立性。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连日来,受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黄河流域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针对流域相关省(区)旱情,黄河防总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第一时间分别启动抗旱四级响应和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自6月14日17时起,针对河南省启动干旱防御Ⅲ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单位落实落细各项抗旱保供水措施,做好旱情持续或进一步发展的应对准备。
截至6月13日,全省大、中型水库可用水总量40.48亿立方米,储量充足有保证,按照6月底前无有效降雨的最不利因素考虑,可放水7亿立方米用于抗旱灌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中型水库及河道供水正常,地下水源较充沛,能够满足抗旱需求。5月下旬以来,对全省98.72万眼农田建设灌溉机井和56.85万项灌排沟渠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及时修复损坏设施,确保抗旱灌溉需要。省财政近期专门安排3000万抗旱专项资金,支持各地开展抗旱工作。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台湾民意基金会”今日(6月18日)公布最新民调,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声望为48.2%,相较上个月重挫 9.8 个百分点。该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表示,在台湾,一个百分点代表 19.5 万人,10 个百分点代表近 200 万人,上任不到一个月,流失近200万人支持,是一个严重的警讯。